乾隆皇帝，即清高宗，是清朝第6位皇帝，统治长达60年，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乾隆在康熙、雍正两代皇帝70余年治理基础上，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保密方面，乾隆也提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和政策。
严格区分密与非密
在保密制度上，乾隆强调区分密和非密，反对过度保密，颇具务实精神。以奏折为例，一些官员为表忠心和勤政，将一些不应密奏的事件以奏折形式上报，乾隆对此均严厉批评。
乾隆十五年，山东巡抚准泰用奏折弹劾滋阳县知县方琢。乾隆批评准泰说，此等事件“并非应密之件”，使用公开的题本即可，竟然以密奏上报，不仅“与体制未协，于办理地方事务, 亦失慎重之意”。
在随后发给各省督抚的一份公开谕旨中，乾隆帝还列举了一些“并非应行密办”的“地方公务”，例如“参劾不职属员”、请求“革职休致”、请求“降补改教”等，本来用公开的题本上报即可，但一些督抚都用密奏上报请示。乾隆批评这“于体制未协”，要求各省督抚对此等公务, 概用题本。
乾隆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五年和五十八年，乾隆又从驿站管理角度，两次专门发布谕旨，批评一些地方官将“寻常照例之件”以奏折形式上报，擅用五六百里驰递，“不知轻重缓急”，“甚属不晓事体”，“殊非慎重驿站之道”。乾隆还在谕旨中说：“朕日理万机，于臣工章奏，披览从不惮烦。但此等重复之案，徒烦案牍，实属无谓。”
乾隆六十年，乾隆就各省督抚应当密奏的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并就一些具体情况作出个别规定。比如，奉旨办理的事务、命盗邪教等重案、修改章程等关系民
乾隆还曾批评户部将银库实际数字保密，认为这是国家财政大计，支出收入都有根据，“原属大公至正，又何必掩人耳目乎？”虽然当时并无所谓定密制度，而且乾隆帝的这些谕旨和措施主要是从当时公文运作、信息输送角度考虑的，但实质上，均可视为纠正定密不当、正确区分密与非密的案例。
处理泄密案毫不手软
在泄密案处理上，乾隆不但强调依法严惩，而且注重政治影响。
乾隆朝前后曾发生多起泄密案，如乾隆三十二年军机章京王昶、赵文哲、徐步云、黄骏昌等泄露两淮盐引案，而经常被提到的则是奏事太监高云从泄密案。此案不仅见诸乾隆朝实录，清代皇室宗亲爱新觉罗·昭梿所撰笔记《啸亭杂录》卷一《不用内监》，以及民国学者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等书中均有提及。
《啸亭杂录》
这主要是因为高云从泄密案不仅涉及泄密（高将乾隆皇帝关于道府官员使用情况的朱批，透露给军机大臣于敏中），还涉及内外官员勾结。此前，高云从在外买田买地与卖主发生纠纷，于敏中帮忙给审理案子的地方官打招呼得以解决。此外还有3名地方高官高薪聘请高云从的弟弟为长随。
案发后，乾隆震怒，当即下令将高云从斩首示众，高云从的上司、负责稽查奏事处的御前侍卫春宁被革职治罪，于敏中“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但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乾隆下旨痛加斥责。与高云从有来往的其他官员也都受到严惩。
清朝重臣于敏中
与两淮盐引案等其他泄密案相比，该案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高云从因职务之便掌握大量核心机密，随便透露一点都是官员们千金难买的信息，而官员们愿意与其交往甚至变着法儿攀附也是看中这一点。这对皇权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乾隆正是看出这个案件在政治上的严重性，才痛下杀手，以儆效尤。
源于：保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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