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在皇帝身边的近侍官员，或与皇帝朝夕相处，知道皇帝的喜怒哀乐；或参与核心决策，了解大政方针和人事动向，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周易》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谓切中要害。
许多近侍官员在保密方面对自己要求严格，历代皆有保密工作的典范。
西汉时期
西汉中期张安世“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参与国家大事决议，每有定论，就称病在家休息，不对外接触，其他大臣“莫知其与议”。
西汉后期大臣孔光在皇宫里为皇帝掌管机密，从来不对外透露与皇帝的谈话内容。有一次，家人聚会闲聊，问他长乐宫温室殿（孔光工作之地）前种的是什么树，孔光顾左右而言他，绝口不答。孔光家人的问题其实不算什么机密，然而孔光一丁点儿都不愿意透露，更别提外人或机密之事了。由此可见，孔光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注重保密，不给别人留半点可趁之机。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陈群每次上奏之后，就毁掉草稿，不让他人知晓，即使一些人讽刺他也不改变。
吴国的顾雍经常深入民间，发现重要问题就回京密奏吴王，不论是否采纳，均不外泄，孙权因此十分看重他。
西晋时期
西晋的荀勖长期在皇帝身边专管机密，每有诏令大事，虽已宣布，也不与人公开讨论，以致外界以为他根本不参与决策。
唐朝时期
唐太宗时期的名相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几十年，参与了包括玄武门之变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小决策，但始终小心慎密，“未尝宣泄”。
与房玄龄同时期的董晋，任宰相5年，从未将他与唐太宗的交谈内容告诉他人。
大臣马周，深受太宗和群臣敬重，临终前将所有上奏的稿子亲自焚毁，慨然曰：“管仲、晏子公开自己的奏稿，彰显君王的过错，求身后名，吾弗为也。”
接替魏征担任侍中一职的杨师道，自称年轻时读《汉书》，就钦慕孔光不言温室之树的余风，为人行事周慎谨密，史书评价他“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
房玄龄
陆元方是武则天时期的重臣，武则天每次任命官员，几乎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陆元方总是“密封以进，未尝露其私恩”，临终前还将草奏全部焚毁。他还有一个存放“秘密”的匣子，里面的东西连家人都不准看，在他去世后，家人才知道匣子里面存放着皇上前前后后给他的所有敕书。
北宋时期
北宋真宗时期的著名官员晏殊擅长写词，为人散淡豪放，但在保密上“敬始而慎终”。一天深夜，宋真宗宣召晏殊入宫草拟一份机密圣旨。起草完毕，晏殊主动要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以免出宫后走漏风声。宋真宗因此对晏殊更为赞赏。晏殊上奏的稿子从不示人，直到宋真宗驾崩，后人整理宫中文件，才发现晏殊的奏稿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见也。”
撰写传世名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曾多次向皇帝进言早立太子，为保机密，不仅每次都是通过密奏上陈，还请求皇帝“焚臣此奏，勿以示外”。
元朝时期
元代著名思想家许衡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和重用，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机密国事，但许衡从来不对外透露忽必烈的所思所想，“奏对亦秘”。
许衡塑像
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时，御用监杜安道在皇帝身边数十年，知晓几乎所有机密决策，但“性缜密不泄”，朱元璋一直到临终都对他很放心。
清朝时期
清末内阁学士曾国藩尤为注重奏折、谕旨等文书保密，叮嘱家人对这些文书“须好为收藏，不可抛散”，还陈奏皇上，“除因案保叙各员由抚臣另行会奏外，臣谨具折密保。”
源于：保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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