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对台湾进行命名的记载。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在对台湾地名的命名时，更是有意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融入台湾地名中，突显了其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和儒家王道的治国思想以及军队的军制名称，政治思想十分浓厚。清朝统一台湾后，废除明郑时期的政治性地名，大陆移民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主要依据中国传统地名的命名原则为台湾地名命名。日本占据台湾后，力图改变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除了对原地名大量改动外，还命名了一些日式地名，使台湾地名染上殖民地色彩。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当局基本上消除日式的地名，并把大中国意识贯穿于台湾地名的命名中，使台湾地名成为中国版图的缩影。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独”势力日渐猖獗，在地名问题上，妄图以改变台湾地名的方式，实施其“去中国化”方针。本文拟从台湾地名的产生及演变，探讨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及其影响。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海面上，与福建省相望，陆地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兰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从地质演变分析，台湾在远古时期与大陆相连，后陆地下沉，成为台湾海峡，台湾才成为岛屿，大陆居民与台湾的往来源远流长。由于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中国很早就有关于台湾的地名。周代时称“岱舆”、"员峤”；战国时称“岛峤”；秦朝时称“瀛洲”；汉朝称“东夷”。然而，这都是对东南海外岛屿的泛称。三国时期称“夷洲”，而且吴国的船队到达被称为“夷洲”的台湾。南北朝时称“琉求”，隋朝的船队到达此地。唐、宋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元朝称“瑠求”、“琉球”；明朝时，官方对台湾的命名有“小琉球”、“小东”、“小番”。明代学者兼旅行家陈第，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初随明将沈有容赴台湾，著有《东番记》，称台湾为“东番”。《明史》载：“鸡笼山，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
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荷兰人撤离澎湖到台湾，从台湾西南的鹿耳门进入当时称为台湾的一鲲鯓岛，并开始筑城垣，初名为奥伦治（orange）城，至天启七年更名为热兰遮（zeelandia）城，即后来所称的红毛城或王城、赤嵌城、安平城、台湾城，成为荷兰驻台长官的驻在地及统治中心。赤嵌城北对岸的北线尾，逐渐成为繁华街市，南明永历七年（1653），荷兰人又于此地筑城，称为普罗文查城，即后来所称的红毛楼或赤嵌楼。荷兰人将其作为商务、政务机关中心。其后又在魍港（wangkan）等地建筑炮台，以防北部海岸。至此，荷人以台南为首府，以一鲲鯓岛为贸易地点，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统治台湾。荷兰人侵入台湾后，其扩张势力逐步深入台湾各地，对台湾土著先住民大加挞伐，迫其归顺臣服，并用荷兰语对先住民居住地进行命名。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军前往台湾。在郑成功军队的进攻下，荷兰殖民者终于同意放弃在台湾的殖民利益，将台湾归还中国。永历十五年五月初，郑成功“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郑经该东都为东宁），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万年县。······改台湾为安平镇。”郑成功称台湾为东都，改荷兰人建的赤嵌城为明京，表示其为大明王朝的疆土，表达恢复大明王朝之志；建承天府，设天兴县和万年县，都表示反清复明、建立台湾根据地是顺承天意，疆土万年永固的意思。为了怀念家乡，郑成功改荷兰人建的热兰遮城为安平镇。通过对台湾地名的修改、命名，郑成功把中国意识贯穿到台湾地名中，并在地名中包含反清复明的政治理念，充分体现地名的文化内涵。郑成功的幕僚卢若腾得知郑成功实行军屯以解粮荒，写了《海东屯卒歌》表示关切。这首诗把台湾称为海东，后来海东成为台湾的别称。
郑成功去世后，明郑政权内部纷争，势力削落。郑经继位后，感到与清朝对抗已力不从心，对郑成功的政策和部属作了较大调整，任用陈永华管理行政，求偏安以等待时机成为主导思想。他改东都为东宁，改天兴与万年二县为州。增设安抚三司，南北路和澎湖各一。基层行政组织方面，划分府治为东安、西定、宁南、镇北等四坊，意思是在安定东、西、南的基础上，镇住北方的满夷。还将汉人集聚区域划分为文贤、仁和、永宁、新昌、仁德、义仁、崇德、长治、维新、嘉祥、仁寿、武丁、广储、保大、新丰、归仁、长兴、永康、永丰、新化、永定、善化、感化、开化等24个里。这些里的地名均取自中华传统文化中含有吉祥、教化、儒家思想的词语。
清朝不承认郑经把台湾称为东宁，在同明郑政权的谈判中，把东宁称为“台湾”。康熙八年，康熙帝明确指出：只要郑经“果遵制剃发，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在这里，康熙明确把郑经占领的台澎地区统称为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后，对明郑时期认同明朝的地名十分反感，废除明郑的东宁、承天府、天兴州、万年州等地名，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于福建省。
台湾原是是闽南人民与台湾先住民最频繁往来的地区之一。这地方原本只是露出海上的沙洲岛屿，与台南市隔着台江内海。当时，闽南人把这些沙洲岛屿形象地命名为鲲鯓，意思是如大鱼一样浮在海面上。当时海上排列七个岛屿，闽南人依次称为一至七鲲鯓，其中一鲲鯓面积最大。当时这地方的先住民是西拉雅族平埔社，他们称一鲲鯓的读音为Tayovan。闽南人根据这个读音译成汉字，读音由于闽南不同地方人的方言差异，有大员、台湾、台窝湾、大湾等。其中大员和台湾最常见，且闽南语读音相同。1624年，荷兰人从澎湖撤退到鲲鯓岛，沿用“台湾”（Tayoan，Taiwan，Taoao）的读音称呼一鲲鯓。荷兰人在台湾筑堡垒，闽南人称大员城或台湾城。至清朝统一台湾，台湾作为指称全台的行政地名才正式确立。至于凤山、诸罗也是台湾原有的地名，以山为名。可以看出，清朝最初对台湾地名的命名原则，反对注入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以自然形成的实体来命名。
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大陆人民由于生存压力，又开始大量迁到台湾，最初由于限制广东籍迁台，迁往台湾的主要是福建闽南移民。雍正以后，放松对广东籍移民的限制，客家人开始大批前往台湾。由于闽、粤族群的大量迁入，加快了台湾的开发建设速度，移民聚落不断产生和发展，使行政建制不断增加，地名迅速扩展。到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台北成为省城。
台湾在大陆移民辛勤开发下，到割让台湾给日本前，清朝基本上已完成拓垦规模，建立完整的行政区域，并根据移民们拓垦过程中按天然地形、垦殖先后、聚落分布、灌溉沟渠及市集生活圈等汉族传统命名方式，对地名给予有意义的命名。在先住民地区，则根据先住民的读音译成汉字地名，这样就使台湾地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有两类地名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意识。
一是冠籍地名。清代闽、粤人民由于生活所迫迁徙台湾，但他们十分思念家乡，其安土重迁之情，表现在其移居地所建的新聚落，不少是冠以故乡闽、粤二省各府所辖的县名，形成冠籍地名。
福建省泉州府：如泉州厝，在台北县淡水镇忠寮里。安溪藔，在新竹县竹北乡十兴村。同安厝，在台中市南屯区春社里。铜安厝，在台中县犬甲镇铜安里。同安宅，在高雄县永靖乡同安、同仁等村。南安，在高雄县田寮乡三和、南安、大同、田寮等村。
福建省漳州府：如南靖厝，在台北县莺歌镇南靖里。南靖，在嘉义县水上乡靖和、南和、美源等村。漳州蒙，在台北县林口乡。漳浦坑，在清代台北县莺歌镇。樟浦藔，在南投县南投镇凤鸣里。平和厝，在云林县虎尾镇平和里。诏安厝，在彰化县和美镇诏安里。云霄街，在台南市北区内崇安街内。
福建省其他州府：如龙岩厝，在云林县元长乡龙岩、西庄等村。龙岩，在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永定，在台中市南屯区永定里。永定厝，在云林县二仑乡永定、定安等村。兴化店，在台北县淡水镇兴仁里。兴化坑，在基隆市七堵区内。兴化廍，在嘉义县中埔乡金兰、富收等村。兴化厝，在云林县土库镇兴华村。福州厝，在台中县龙井乡丽水村。
广东省潮州府：如大埔，在苗栗县苑里镇锦山、蕉埔等里。大埔厝，在台中县潭子乡大丰村。后大埔，在嘉义县大埔乡和平、永乐、茄草、西屿等村。大莆林，在大林镇东林、西林等里。前大埔，在台南县东山乡东原、岭南等村。惠来厝，在台中市西屯区惠来里。潮洋，在台中市西屯区潮洋里。潮洋厝，在彰化县溪洲乡潮洋、张厝、菜公等村。潮州，在屏东县潮州镇潮州、光华、同荣、三星、彰城等里。饶平厝，在彰化县田尾乡饶平、陆宜等村。海丰坡，在桃园县大园乡埔心村。海丰仑，在彰化县田尾乡陆丰、海丰等村。海丰仔，在嘉义县溪口乡海瀛村。海丰厝，在台南县白河镇玉丰里。镇平，宜兰县员山乡同乐里。
台湾行政地名中因地缘以福建祖籍居住地命名的冠籍地名如：台南市安平区；台南市南区同安里；宜兰县苏澳镇永春里；台中县大甲镇铜安里；彰化县彰化市安溪里，鹿港镇诏安里；云林县二仑乡永定村，褒忠乡龙岩村，台西乡泉州村；台南县麻豆镇晋江里，佳里镇漳洲里、海澄里；高雄县梓官乡同安村；屏东县潮州镇永春里、里港乡永春村，南州乡同安村；台北市信义区永春里、惠安里；高雄市鼓山区惠安里、小港区海澄里；台中市南区平和里、西区平和里、南屯区永定里、北屯区平和里；台北县三重市同安里、中和市连城里、莺歌镇南靖里、三峡镇安溪里、石碇乡永定村；台南县白河镇诏安里等。这种积淀着闽台地缘信息的“冠籍地名”，是台湾民众对大陆家乡的认同，他们认为在台湾新开辟的聚落是家乡的延伸与扩展，是第二故乡。
二是冠姓地名。清代台湾的移民社会，以宗族血缘相互集结，常结合形成一个聚落或聚落的一部分，形成冠姓地名。就是是指以血缘关系组合，同姓聚族而居并在聚居地名前加上本族姓氏而形成的地名。这种地名，在台湾南部的农村比较多。例如，台南县的谢厝寮，迄今谢姓仍占半数；六甲乡的三姓寮，就是陈、黄、吴三姓移民所创建。后世虽因招赘婚姻关系或形成街镇聚落后，异姓迁入，然有部分仍保留其地名。在当今台湾地名中，有不少姓后附加“厝”、“厝庄”、“藔”、“厝藔”等的地名。当前台湾行政地名中因血缘为居住地命名的冠姓地名如：嘉义市东区卢厝里，西区刘厝里；彰化县鹿港镇郭厝里，鹿港镇廖厝里；南投县集集镇吴厝里；云林县麦寮乡施厝村；麦寮乡雷厝村，四湖乡蔡厝村，四湖乡林东村、林厝村，口湖乡谢厝村；台南县盐水镇孙厝里，西港乡刘厝村，善化镇胡厝里，安定乡苏厝村，归仁乡辜厝村、许厝村；高雄县林园乡龚厝村，冈山镇刘厝里，湖内乡叶厝村；屏东县盐埔乡彭厝村；台中市北区邱厝里、赖厝里、赖村里；台北县树林市彭厝里；台中县清水镇杨厝里、吴厝里；云林县斗六市江厝里，西螺镇吴厝里，北港镇刘厝里，仑背乡罗厝村，四湖乡施湖村；嘉义县六脚乡苏厝村等。
冠籍地名和冠姓地名是中华地名文化的特征之一，这种“冠姓地名”在台湾聚落发展史上有许多，反映了台湾民众对大陆家乡和祖先的认同，体现了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
日本占据台湾初期，主要是派军队实行占领。在统治稳定后，日本民众才陆续移入，他们主要居住在台湾的沿海城镇及交通发达的地区，1943年最多有39万7千人。
日本为了达到永久占据台湾的目的，治台方针采用同化政策，对原有地名作了一些更改，企图抹杀地名的中国意识，使民众认同日本国。如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陆续升为市的基隆市、高雄市、新竹市、嘉义市、彰化市、屏东市、宜兰市等的大区域地名“大字”全部更名为“町”，如台北市有占亭町、西园町、龙山寺町、西门町、永乐町等，台中市有绿川町、千岁町、村上町、木下町等，基隆市有日新町、明治町、大正町、昭和町等，高雄市有北野町、堀江町等，使台湾地名显现殖民化的特征。
1920年9月1日，日本在台湾实施大规模地方行政区域改革，将原来的里、堡、乡、澳、街、庄、乡、社的大小地区划分全部废止，除白东厅、花莲港厅及增设的嘭湖厅外，废厅设州、州下废支厅设郡市，郡下废区、堡、里、澳、乡，而设庄、街，使得原本清朝200多年来移民所创建沿袭的100多处街、庄聚落地名都发生了变化。
这次大规模调整行政区域的同时，日本的台湾殖民政府对地名进行大规模改变，一般地名有三个更动方式：一是恢复旧地名，即将少部分地名改回明郑时期的“里名”；二是将地名蜕变为日式地名，乍看虽然与原地名不相关，但命名大多根据福佬话的读音，再以日语“音读”的近音汉字代替；三是以往三个字地名，全部改为二个字，并用近似雅字音或取其意来代替，不然就另取一个与原来不相关的地名。这次地名更改反映了日本族群侵入台湾对台湾地名变化的影响。
日本移民多的地方，就直接改为日式地名。如：花莲县吉安乡，光复前称吉野，是日本移民村，光复后改称吉安。花莲县寿丰乡，境内于1912年创建一日本移民村丰田村，地名寿丰取光复前寿村之“寿”，与丰田村“丰”字并为寿丰。台东县鹿野乡，1917至1919年日本移民在此形成聚落，鉴于附近有鹿寮庄名，乃命名为鹿野，今沿袭其名。台东县池上乡，1919年日本长野县千曲川流域发生大水灾，将灾民45户移住于此，以其在大水池西北方，故命名为池上。
与日语音相近的地名，或与日式地名相近，就改为日式地名。打猫街因“打猫”台音与日语“民雄”近音，改称“民雄”，为日式地名。湳仔因日语“名间”与台音“湳仔”读音近似，改称“名间”，为日式地名。田中央因为地名二字化而删去“央”字，改为“田中”，有日式地名意味。茄苳脚因“茄苳”的台语，与日语的“花坛”读音近似，改为“花坛”，为日式地名。葫芦墩泉甘土厚，所产“葫芦墩米”品质优良，改称“丰原”，取意日本神敕中“丰苇原之瑞穗之国”中的字句，为典型日式地名。顿物地名起源于光绪年间有“顿物潭”，意即丢弃秽物之潭，改称“竹田”，像是日式地名。蚊蟀因与日语“满州”音相近，故改称为“满州”，为日式地名。水尾原意广阔原野，改称“瑞穂”，取占日本神敕丰苇原的瑞穗国而命名，为日式地名。
日本人还任意对一些有文化内涵的地名进行改动，以致原来中华文化内涵的地名失去意义。如妈宫原辖现澎湖县马公镇长安、中央、复兴、新复、启明、重庆、光复、中兴等里。位于澎湖本岛西部，马公湾西北侧。妈宫街地名起源于埠头祀妈祖而得名。现马公镇中山路五十六号提标舘，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是台湾省最古老的妈祖庙。妈宫于1920年改称“马公”，是岀自妈宫的同音异字。
在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地名更改过程中，命名了一些具有日语特点的日式地名。台湾光复后当地政府虽然对有的日式地名进行了更改，但由于大部分沿用1920年日本殖民政府更改过的地名，使有些日式地名被继续使用而遗留下来，而被更改的日式地名基本上是在东部地区。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当局在政治文化方面面临三个任务，第一，要清除日本殖民势力以及殖民文化的影响；第二，要镇压一些鼓吹“台湾独立“的人；第三，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民主、自由，完全西化的主张。
因此，台湾当局除了在政治、文化领域清除日本殖民残余，打击台独势力，压制西化主张外，还十分重视地名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对一部分日式地名进行重命名，对新发展的地区，由政府统一命名。在对地名命名的过程中，注重宣传中国历史文化，介绍中国大陆地理知识，强调民族伦理道德，推崇国家民族精英，灌输三民主义与政治理想，增强民众的中国意识。
在利用地名进行社会教化方面，蒋介石带头实行。台北附近有座草山，蒋介石改名为阳明山。这样，通过地名使人们认识了王阳明，宣传了儒家思想。蒋介石还用儒学对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蒋介石授意下，台湾当局釆用抽象、美化、雅化的原则，有意识地改变一些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地名，把中国意识融入新地名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通过改日式地名，消除殖民文化影响。如改花莲地区的日式地名：日出改为电光里；小湊改为忠孝里；新港改为成功镇；大滨改为博爱里；丰川改为国强里；宫下改为国富里；吉野改为福兴村；贺田改为民主村；舟津改为化仁村；稻叶改为嘉丰村；森川改为大王村等。
第二，通过改变台湾的地名或命名来表达鼓舞民气、宣传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目的，以求社会安定与繁荣，希望藉此对人民潜移默化。例如以忠勇、忠冶、忠贞、大忠、忠和、忠觉、忠孝、孝义、孝廉、仁爱、仁德、仁美、仁安、仁和，仁寿、同仁、长仁、信义、信忠、信贤、义方、义德、义和、义仁、街义、大义、正义、义兴、和平、和睦、崇礼、大礼、贤孝、百忍、德厚、德茂、四德、颂德、智勇等等为村里、街道地名。
第三，通过改变地名或命名来宣传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思想，追求礼运大同篇的大同社会，强调不忘中国，要对未来充满理想。这些地名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大同、法治、自强、博爱、中兴、复兴、兴国、自由、平等、大平、力行、康乐、同乐、乐业、安乐、中庸、公正、行健、新生、真理、建国、五权、学进、文明、光华、育英、光复等村里、街道地名。
第四，通过改变地名或命名来祈福，希望创造一个富庶安定社会。这些地名包括三合、双贤、七贤、升平、泰和、康安、平安、泰安、顺安、光明、庆和、长平、茂兴、兴隆、泰兴、德兴、福仁、吉庆、五福、幸福、富贵、瑞丰、新丰、万寿、万安、康寿、永生、永丰、永宁、永兴、永乐、永昌、永和、长治等村里、街道地名。
第五，通过用大陆的地名来命名，希望台湾民众了解大陆，增强中国意识，主要用于都市聚落及主要道路名。就16县治里名而言，有：会稽、武陵、长安、西安、南安、兴安、重庆、长春、华北、华南、湖南、西湖等。
第六、通过用历史上名人、伟人的名字、尊称、字号等为地名，增强民众对中国政治的认同。这些地名主要有：中山（孙中山）、中正（蒋介石）、成功（郑成功）、延平（郑成功）、国圣（郑成功）等。
这些社会教化取得十分广泛的效果，人们从地名中了解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和大陆地理状况，陶冶了情操，增强了大中国的观念。
然而这种地名的命名使“一名多地”的现象十分普遍。地名为一地的称号，当属于一地专有名词，然而命名者出于主观愿望，使一些名词成为许多村里的地名。如台湾当局大力宣扬儒家思想，以大同命名的地名很多。在光复后的台湾乡镇村里中，台北市有大同区、宜兰县有大同乡，还有各大小乡镇的大同村与大同里。大同村的有：金山乡大同村、观音乡大同村、仁爱乡大同村、安定乡大同村、田寮乡大同村、佳冬乡大同村、光复乡大同村。大同里的有：三重币大同里、新竹市大同里、关西镇大同里、彰化市大同里、北斗镇大同里、北港镇大同里、屏东市大同里、台东市大同里、台北币大同里、台南市大同里等。
在重复的地名中，最普遍的有：中正、中兴、复兴、中山、光华、新兴、和平、新生、平和、太平、光明、成功、广兴、福兴、三民、信义、仁爱、民生、光复、建国、民族、民权、忠孝、自强、明德、仁德、四维、力行、中兴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独”势力不断增强，为了达到“台湾独立”的政治目的，在台湾地名问题上也同样采取“去中国化”政策，如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后便将“总统府”门前的“介寿路”，改为“凯达格全大道”。采用先住民的社名为道路名，是实行所谓“本土化”，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不仅如此，民进党执政时还以“中国化的旧名”为借口不断地将各军事单位总机代号军舰命名与大陆地名相关的进行更改，并在新军舰命名时放弃既往以大陆地名命名的传统。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可以看出台湾地名不仅仅是台湾城乡的文化代号，折射出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而且还反映出台湾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现实政治斗争中殖民与反殖民、“台独”“去中国化”和认同中国力量间的较量。台湾地名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台湾历史上的中国认同和一脉相连的事实，这对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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